| 首先，我認爲聯會采用“華裔加人”而不用“加籍華人”的做法，是值得贊揚的，強調自己是“加人”，再冠以“華裔”兩字以示有別于其他加拿大人是個正確和進步的態度。至于“加籍華人”一詞，則會把我們與其它十三億中國人隔開，卻又不能賦予我們與每日接觸的三千萬加拿大人建立良好關系的基礎。 作爲華裔加人，我們必須與其它的加拿大人(其中許多人與我們相仿，移民自外地)一起生活，我們必須與這些“同胞”在這塊充滿希望的國土上分擔未來的命運，齊心協力，永保“北地”強盛、自由。 全國公民聯盟(National Citizens’Coalition)和他們的幕後支持人不想見到有此合作與分擔，他們采取威嚇的策略來破壞這種健全的關系，並提出一個反動的觀念：中國是華裔的老家。這說法完全忽略了我們社會本質上是由移民組成的事實。按這說法的邏輯推論，結果會導致加拿大國家的消失。 若中國是華裔的老家，那末英國是英裔的老家，法國該是法裔的老家，意大利該是意裔的老家等等。要是土著這樣說，我或許有幾分同情，雖然感到這種論調已過時，但若分明是移民後裔的家夥說的，就認爲是蓄意荼毒加拿大人思想的企圖了。 CTV電台海倫赫欽臣(Helen Hutchinson)主持的W-5節目亦是同樣的可惡。她似乎怕我們年輕的一代對社會有所貢獻，出了煽動觀衆的下策，設法拒華裔子弟于大學門外。我可以肯定說，若那位“海倫赫欽臣”知道我的兒子在班中帶領一大群學生支持克拉克做總理的話，她必然尖聲呼號：加拿大公立學校學生的領導權被一外國學生奪了。 既然全國公民聯盟和海倫赫欽臣拒絕面對人類的史實，讓我提醒他們一句：自太初開始，人類不斷地從一地遷至另一地，自一洲徙至另一洲，自古已然，于今尤烈。結果是全國或全球大混合，一些“該在”的人去了，一些“不該在”的人來了，去留紛纭沓雜，沒有定型。 頻繁的遷移流徙，並不造成社會始終處在暫時狀態的情形。稍後，我會申述“立地生根”的人類天性。我的論據很簡單：現在我們不再生活在生、老、病、死俱在一處的農村社會中。在現代社會裏，只要我們喜歡，隨時隨地可以建立我們的根基。我們不該過問一個人的出生地點或居留此地的久暫，而須視乎這個人的心意是否屬于此地，或對此地可作多少貢獻。 我們是由移民及公民組成，身份相同的人按法律該享有同等的權利，但在實質上，我們是否得到了公平的待遇?我們是否真正被視作爲加拿大人?對全國公民聯盟及海倫赫欽臣來說，答案是一個斷然的“不”字。多倫多中國同學會及各大學的學生當然震驚于大衆媒介所表露的種族主義意識。不過，讓我告訴你們一件個人的遭遇，說明偏見與無知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心地善良的人亦所難免。 某日傍晚，一個年紀比我稍大的傳教士敲我家的大門。我無意成爲教徒，因此婉拒了他，說實在太多書要看。那位中年人像是猜透我的心事一樣，露著笑容說：“當然，作爲一個外國學生，你要加倍用功嘛。” 可能你沒有機會被一個比你年輕得多的人誤認了，但你確可能有機會遇上一個新搬來的鄰居，在加拿大居住的日子不及你多，卻天真地問你的妻子：你打算在此住多久才回“國”?也許，你的兒子會涕淚縱橫地從學校回來，向你吐苦：波比和朗尼又堅持中國人只能扮紅番，而那次明明是輪到他當牛仔。也許，大學的辦事人會向你解釋：即使是經費拮據，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母語班仍須擴展，同時又說：中文班吸引太多華人學生，應刪去，華人子弟主要是學習“加拿大的東西”。 種族主義在加拿大確實太猖獗了。我們必須集結所有的力量去阻止它。目今，反對全國公民聯盟發表排擠東南亞難民的申明，以及反對CTV播映“校園大平賣”所展開的攻勢，予我印象良深，特別是一群非華裔的教會領袖，教育工作人士，學生領袖等等，和我們站在一邊。但在奮戰之際，想到我們華裔對一些與己無直接關系的問題不聞不問，令我感到痛心。置身于我們兄弟民族所關懷的事務不僅是爲了相互支持與壯大自己。 對不同人群偏見的輕重是有差異的，稍令我安慰的是：華人並不是被淩辱得最慘的一群。但歧視始終是歧視，除非是把它完全鏟除;正如將強奸犯禁锢起來一樣，是不過問他喜歡迫害的是那一種。因此，我們華裔須起來對抗種族不公，只要一旦有此情形發生的話。若是因爲歧視對我們本身比對我們鄰居輕微而噤不作聲，不僅是駝鳥式的安全，且是最惡劣的政治投機。若是這樣做，我們終會分裂，一一被征服。 在反對種族主義的行動中，我們可以作出一項貢獻，即中國七十年來豐富的，甚至令敵人肅然起敬的戰鬥經驗，我們並不靠磕頭或祭起以前一些不見得光彩的法寶來娛樂旁觀者或討好敵人，來贏取他們的敬意，而是基于真理與正義，理直氣壯地力爭。我們與兄弟民族密切合作，大家可以分享這種有益的經驗。 另一個使我們較爲受尊敬的原因是，不論是加人與否，或多或少當我們是愛好和平的一群，從而好意對待我們，當然，我們亦以好意回敬，照說，關系該改進了，但一些懷有不良動機的人喜歡曲解這種愛和平的民族性，說，中國人既不喜歡幹預別人，亦不喜歡別人幹預;當這說法暗示華人不問政治的時候，我會感到不安。散播這說法是分化之策，與另一些因素結合起來(例如華人社區的特點)，造成華人社區中一種“寄人籬下”的心理，此類心理表現在政治與文化上與其他社區格格不入，使用意不良的人有了把柄，暗示華人是中國的第五縱隊。 我們必須認識自己在這個國家有合法的地位，決心在此立足生根，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清晰的歸屬感，明確自己與中國的關系。我這番話特別是對一些自認是中國人，自稱旅加海外華僑，而保持其在加居留地的人說的。至于我們那些認爲與日常生活接觸的鄰居，在政治上或文化上打交道更爲有意義的，會異口同聲地稱自己是加拿大人，敢作敢爲地投入加拿大社會，與其他的加拿大在一起，爲自己創立一個公平和合理的處身之地。 隨著極端派的垮台，北京政府重新引入清晰的對待華僑與華裔外籍人的方針，使我們易于確立自己與中國的關系。將旅加華僑與華裔加人嚴格地劃分開來，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爲許多人對中國與加拿大同樣地關懷。 對蘇格蘭、法裔、或烏克蘭等人來說，比我們較易做，他們從不會被問及“什麽時候回國”，亦不會有認同上的問題，當一些猶太裔的加拿大人公開鼓吹複國主義之時，誰會懷疑他對加拿大的忠心?因此，單獨是我們華人劃分爲兩種人，似乎是不公平且不必要的，然而，若我們弄清楚自己何去何從何所屬，則可以除去用心不良的人攻擊的口實，使他們難以施其技了。 兩者之間難以抉擇的主因是我們內心深處對中國的崇高敬仰。在近三十年來，由于中國成爲獨立自主的國家，無論住在什麽地方，我們的地位都得到改善。目前中國對實現現代化的努力，以及爲了改善人民生活與進一步對全世界作出貢獻，燃起了我們與十三億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與學習的欲望與夢想。我並不認爲任何人有權反對我們爲中國與加拿大建立良好關系而努力。誠然，正是這種關系構成兩國人民外交及相互了解、互相合作的基礎。 但不要把施于或受自中國人民的欲望與實際做法混爲一談。無論是一位作爲不過問中國內政的國際主義者，仰或是作爲中國近況喉舌的民族主義者。 弄明白我們自己的身份及歸屬，可以解決一些影響及我們內部團結的問題。若華裔加人的社區不能同時爲海外華僑的社區，那末，中國的內政就不該在此占一席位。中國內部鬥爭殃及華人社區實在太久了。當然，這裏我指中國沿台灣海峽的分裂，即中國共産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沖突。不難了解到兩者沖突之烈，以及實際上我們每個人直接或間接與過去這筆舊帳拉上了關系的原因。且有許多人對解決沖突的方式仍抱有強烈的主見;但現在我們要告訴自己：對加拿大來說，這是件外間的事，作爲一個致力于建立我們歸屬感與地位的少數民族，我們不能讓它妨礙團結。 關于這點，我要用最強硬的措辭反對一些華裔群體在多元文化的場合上盲目地跟隨其他團體搖起五星紅旗或青天白日旗。這種行爲引起分化，不僅是因爲將中國的政治沖突帶入我們之間，亦是因爲忽視了其他許多華裔與中國並無瓜葛的事實。若果認爲這些群體可以組成一個集團搖旗呐喊，那末我們這個力量微薄的社區更支離破碎了。我們在慶祝加拿大節日之際，搖起別國的旗號，有什麽意思呢? 除了一些來自中國及港澳的華人外，另有一些來自馬來亞、星加坡、泰國、印尼、越南、東非、南非、印度、西印度群島等地的華人。他們大部分不懂得中文。由于他們長年接觸的不是華人，因此很容易適應于加拿大的環境。但其中有許多人在原居地備受淩辱或不公的待遇，因此部分人不願與華人有任何來往，以免勾起以往痛苦的回憶，部分人則極欲與華人在一起，促進華人共同的利益。 我們希望別人公正地對待我們，我們亦應同樣地對待華人同胞。由于無知與偏見在我們之中仍普遍地存在，我感到須要不斷地提醒自己這個重要的原則。我常常因爲一些來自台灣的華人，驚異于我能講流利的普通話，或一些來自香港的，當我以英語告以識中文時，對著我用一連串的廣東話像機槍一樣掃射過來，而感到煩惱。 我們常常要自我教育，正如我們要教育其他加拿大人關于我們一樣。我想就華人辦的報業談談這點。以我們社區的規模，能發行半打以上的報紙，可說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但仔細地分析一下，就發覺加拿大華人社區的消息很少出現，除非將連篇累牍的餐館廣告計算在內，取而代之的是香港影星的“愛情波折”，“祖國新貌”、“匪區的恐怖內幕”等。我們都知道這些報紙的內容不以加拿大的現實爲主，我們可以施加壓力，使它們報導多些關于我們華裔加人，即讀者們的東西。 我們須更多誠心誠意的人負起領導的工作。正如在馬來西亞的情形一樣，我們的領袖可能會被政府利用，但在原則上，我並不反對華人與其他的領袖合作，我們應該向省政府或聯邦政府薦出更多像劉光英一類的政治代表，但我們的代表須時刻地記得：他們之所以有此崇高的地位，完全是華人社區所賜，所以他們應該以社區的利益爲依歸，不能將個人的利益置在其上。 (作者陳國相 圭爾夫大學(University of Guelph)地理系博士。在新加坡南洋大學，西安大略大學和倫敦經濟學院受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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